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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多元的方程——俞月亭杂文集《记者的笔》序言

(2021-01-20 09: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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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气

叶嘉传

狷介正直

 

      此文写于17年前,现重发此文,籍以寄托我对俞月亭同志的哀思,并为他送行。

                            ——作者



   文如其人,许多人都这么说。

然而,人是多侧面的。例如,俞月亭先生的这部杂文集,就让我看到了几个不同的俞月亭——有时堪为桀骜不驯,有时显得温文尔雅;有时似乎离经叛道,有时却又相当传统,这些不同的侧面,构成了一道多元的方程。

我与俞月亭同志相识,可以追朔到1978年春。一篇题为《马屁、奴才及其他》(此文后由1979年第12期《人民文学》发表)的杂文之不幸遭遇,使我们结下不解之缘。据说此事最后由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一锤定音,他却一直为之抱鸣不平,可以想像,作为主持省报副刊编务工作的他,承受了比作者更大的压力。那时我便感觉到了他的狷介耿直,因此一直以师友视之,亦师亦友。

这种狷介耿直,自然不难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找到影子。

一个狷介正直的人,是不会以权力、地位或级别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的。老俞就不信那个邪。一位省委书记说:“报纸、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什么叫‘喉舌’?具体地说,我就是脑袋,而你们则是我的喉舌,我让你们怎么说,你们就怎么说,喉舌自己是不能随便说话的,否则就是胡说八道。”这番“妙论”,使作者想起了苏东坡的《叶嘉传》,文中的“天子”也有类似的“喉舌”论:“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辞逆我,余岂堪哉!”俞月亭在《“喉舌”一解》中说:“我不知那位省委书记有没有读过这篇《叶嘉传》,……他与那位‘天子’'对‘喉舌’的理解,可谓‘英雄所见’,巧合无垠。”当然,两种“喉舌”论,也有不同之处,“天子”的“喉舌”论,只为自己听着顺耳,“我就是脑袋”的那一位却是另有所图,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新闻媒介上的‘报喜不报忧’,真正的作用其实只是用来‘欺上’的。”这样的文章,估计在整个政治文明的建设过程中,都不会失去时效。

一个狷介正直的人,也不会与那些投机钻营,拍马溜须、见风使舵的人为伍,他们不会和光同俗,更不会同流合污,却向往同气相求的友谊。据我所知,唐宋之际有三种不同的“朋党”论,一是裴度的“朋党”论,二是滕甫的“朋党”论,三是欧阳修的“朋党”论。三种“朋党”论,其实都是扬君子而贬小人的,与哪种“朋党”论共鸣,就得看你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中了。文怀沙先生一句“友谊如盐”,使俞月亭想起了余靖、尹洙、欧阳修为范仲淹仗义执言的事,于是也想起了欧阳修的“朋党论”。作者说:“范仲淹以言忤吕夷简,是为国家考虑,决不是争权夺利。余靖、尹洙、欧阳修替范仲淹辩护,也不只是因为范仲淹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是建立在‘同心事国’的基础上的,所以即使同时遭贬,他们也决不会互相埋怨,下放到外地以后,他们的友谊也决不会因此而削弱,生活也一定会照样‘有味’。”(《友谊如盐》)他是悟透了欧阳修的“朋党”论的。人际交往,尤其在官场之上,最难得的就是这种同气相求。

提起这桩历史公案,还得说说吕夷简对宋仁宗说的一句话,“仲淹迂阔,务名无实”,其意大致与“百无一用是书生”庶几相近。这话原是吕夷简对范仲淹进“百官图”弹弹劾他用人不公记恨在心而乘机进馋诋毁范仲淹的,却也透露一个信息,范仲淹其实也是很有一点书生气的。十六年前,即1988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里边专门有一段这说到“书生气”:“常听人说,书生气与官场不相容,这或许是有些道理的。但到底什么是书生气,仍使人不得其解。近有友人相告曰:书生气者,认真是也。这真是一语中的,使人顿开茅塞。数数历代当官的书生,不改其认真而不圆通之秉性的,大致都官运乖蹇,贬黜的贬黜,免职的免职,其结局几乎是十有八九与王羲之相似。”(《鉴湖情书·王羲之的“官运”》)这段话中说的“友人”不是别人,恰恰正是俞月亭。我想,从这“书生气”三字入手去解读俞月亭,去解读俞月亭的这部杂文作品,或许是非常合适的。无论是“桀骜不训”,还是“温文尔雅”,无论是“离经叛道”,还是“相当传统”,都可以从这三个字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俞月亭先生在他的《后记》中说,这部作品的上辑主要是谈论一般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下辑则基本上是谈的文艺方面的问题。其实,无论是上辑还是下辑,文章的社会涉及面都相当广泛,要而言之,有对于官本位以及腐败现象的抨击,有对于改善用人机制和人才生存环境的呼吁,有对于铺天盖地的“泡沫文化”的贬斥,也有对于社区建设和旅游文明的关注。其中有好几篇文章,还曾引发过媒介的争议,免不了有人认为他“太右”,以至于“离经叛道”;也有人认为他“太左”,或者是过于“传统”。我并非一概赞同老俞的观点,对于这些争议的是是非非,也不想再去涉及。但我以为,文章得失,寸心自知,在许多情况下,未必都能用“左”或“右”一言蔽之的。重要的是他写的说的是否真正经过自己的思考,是否真正发自肺腑。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应当不为金钱所迷,不为权势所屈,不为世俗所累,不为时尚所困。当然,真要说所当说,行所当行,真要如此痛快淋漓,超凡脱俗,极其不易,但从这部书稿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正是老俞所追求的境界。

人们不妨读读俞月亭的《向隅而读》。这篇文章提出了“向偶而读”的三个前提条件:“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读书完全是个人化的脑力劳动,不甘寂寞的人做不到‘向隅而读’;其次要挡得住干扰,包括自己内心的和外界的干扰,挡不住干扰的人不可能‘向隅而读’;最后还要顶得住诱惑,诸如名利、地位、金钱、美色等等,顶不住这些诱惑的人也做不到‘向隅而读’。”这三条,或许正是他在战胜自我的过程中感悟到的。能够耐得住寂寞,当得住干扰,顶得住诱惑,方才能在纷杂的世界中把握得住自己,不跟风,不起哄,不随波逐流,不拾人牙慧。前几年,有多少媒体为“千禧年”不惜版面,有多少文人为“千禧年”喋喋不休。然而,又有几人认真地考察过这“千禧年”的来历。老俞就在那时指出:“原来所谓‘千禧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基督教神学名词。‘千禧年’就是‘千年王国’。《圣经·启示录》记载,‘世界末日’到来时,现存世界将毁灭,但在上帝施行‘末日审判’前,基督将再次降临人世,作王统治一千年,那时罪恶势力将受到管束。对李洪志‘世界末日’论的轰轰烈烈的批判还未结束,媒体们又如相约好了似的大肆宣传‘世界末日’已经到来,基督将再次降临人世统治新世纪!”为此,老俞十分感慨地说:“这真是‘黑色幽默’!”(《无知的幽默》)如此议论,虽然挡不住“千禧年”的鼓噪,却也犹如空谷足音。

俞月亭是一个才子,这话是1989年春福建日报的老总编林振夏对我说的。这位“才子”却说:“我自己在近几年,写作的热情明显降低,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对社会和生活的看法的变化无疑是重要的原因。”(《吴世灯散文随笔序》)这话倘若当真,未免使人想到“江郎才尽”这个典故。恰巧,这部杂文集中就有一篇是专论“江郎才尽”的,作者并不以为“江郎”真的“才尽”,此中还有“多方面”的“原因”。文章将这“多方面”的“原因”作了梳理:第一种说法来自明人张溥《鲍参军集题辞》,其中说:“江文通遭逢梁武,年华望暮,不敢以文凌主”,梁武帝精通文墨,江淹自然就得让他三分;第二种说法来自清代著名诗评家王夫之,“前有任笔沈诗之俗誉,后有宫体之陋习,故或谓之‘才尽’,彼自不屑尽其才,才岂尽哉。”既不愿被讥笑为不合时宜,又不愿追随时尚去创作“永明体”诗,于是只好停笔;第三种说法来自清人姚鼐《惜抱轩笔记》:“江诗之佳,实在宋、齐之间,仕宦未盛之时。及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渐乏,岂才尽之过哉?”也就是说,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有多少精力去搞创作?(《江郎何以才尽》)如此分析,入情入理,我以为是站得住脚的。于是想到老俞,我想,这一、三两条,与他基本无关,他不是这样的人,退一步说,即使他也曾有过这样的顾虑,如今早成“自由撰稿人”,也已自然摆脱。但这第二条,我倒以为是有一点“夫子自况”的味道的。不知老俞以为然否?

俞月亭先生没有因此封笔,只是他的兴奋点和关注点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近些年来,他写了不少电视剧评,而且每每总有中肯的见解。比如对于清宫戏,有人一味捧场,也有人一律排斥,俞月亭却没有一概而论。他在《成也权术,败也权术》一文中说:“《康熙王朝》的最成功之处,我以为就在它没有像《雍正王朝》那样美化皇帝,而是比较真实可信地写出了康熙这个‘千古一帝’的复杂性格,写出了他的刚愎自用和无奈,写出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和勾心斗角,无论忠奸其实都不过是皇帝手中一个任意揉捏的工具,真正可怜又可悲的则是那些自命清高又一直被后世人们赞扬的所谓‘忠臣’。而这一点,在许多同类题材的影视剧中似乎还没有看到过。”窃以为这样的评论才切中肯綮,令人信服;他也写了不少关于社区文明和旅游文明的文章,诸如《社区“五感”》和《提倡“公德”》等等,都抓住了社区建设中的重要话题,而且说得很到位;四篇滇中游记,则对旅游热中的文明与不文明现象作了诸多深入思考。那篇题为《宽容》的游记给我印象很深,一路的不顺心事,使人受尽折腾,连导游小姐都感到极大的歉意。但作者在那篇游记中说:“本来出门旅游就图个身心愉快,人在旅途,不愉快的事难免发生,如果处处计较,事事认真,就会把人际关系搞得很紧张,到头来花了钱还落个生气伤身体,岂非得不偿失?倒不如糊涂一点,潇洒一点,彼此都好。”在此,我们看到的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在平常的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一个正派人的本色。这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老俞正在安度他的晚年生活,逐步回归平静,更多地显出他温文尔雅的一面。

按照传统的说法,老俞已过“古稀”之年。他曾有文章慨叹“好人一生不平安”,我真诚地祝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写于20041012 原载2005年第11期《炎黄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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