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史之乱起至藩镇割据的几十年中，帝王更替不断，权奸更替不断，藩镇叛逆不断，朝廷平乱不断，生逢其时的郭子仪却始终如一，用司马光的话说，叫做“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平定安史之乱，郭子仪之功无人可比。唐肃宗曾慰劳与广平王李俶一起从东京来到西京的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唐纪36）其实，对于李唐王朝，郭子仪的“再造”,并非仅此一次.唐代宗即位时，内有奸佞作祟，危害朝政，外有吐蕃入寇，边将告急，郭子仪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很有担当。唐代宗被郭子仪迎回长安时对郭子仪说：“用卿不早，故及于此”。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武将反叛的事频频出现，接连不断。原在郭子仪辖下的屡立战功的仆固怀恩就是其中之一。他因为被人构陷为企图谋反，心中憋屈。上书自讼又没有得到回复，于是疑惧，恐慌，继而真的走上叛逆之路，最后甚至不惜借用回纥与吐蕃的兵力，消除这场兵祸的，依然是郭子仪。他利用回纥与吐蕃的矛盾，与曾被仆固怀恩借用的回纥军一起进攻曾被仆固怀恩借用的吐蕃兵，终于反败为胜，转危为安。
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不疑”，其“位极人臣而众不疾”。此个中原委，值得探求。
其实，因为郭子仪功高而暗生忌恨的小人不是没有，鱼朝恩就是一个。公元758年，讨伐安庆绪的相州之战，唐肃宗因为郭子仪与李光弼“皆无勋，难相统属”而不置元帅，只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此战败北，鱼朝恩将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郭子仪的身上，向唐肃宗进馋，打了郭子仪的小报告。于是“上召子仪还京师”，却让李光弼代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之职。不要小看“上召子仪还京师”这七个字，这不啻是剥夺了郭子仪的兵权，恐怕不无唐肃宗的心病在起着作用。郭子仪却将此视若等闲。朔方士卒为他抱鸣不平，痛哭流涕地“遮中使请留子仪”，郭子仪为阻止事态发展，骗他们说，我去为中使饯行，不是就要离开。借此脱身，与中使一起策马而去。
公元761年，河东局势紧张，史朝义之将谢钦让在申州城下大败淮西军，活捉淮西节度使王仲升，致使“淮西震骇”，与此同时，绛州各军又掠杀不止。朝廷担心他们与叛军联手，又担心这种局面并非新进诸将所能镇服，于是封郭子仪为汾阳王，任命他为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军、定国军副元帅，全盘托付“河东之事”。郭子仪没有因为此前的“上召子仪还京师”而耿耿于怀，更不想在这种节骨眼上讨价还价。正如司马光说：“程元振、鱼朝恩谗毁百端，诏书一纸徵之，（郭子仪）无不即日就道，由是谗谤不行。”河东之行，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郭子仪的河东之行，先是征调定国军前去救援正在泽州被史朝义围困的李抱玉，退却史朝义军。尔后整肃军纪，首先是整肃他的朔方旧部，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李国贞治军颇严，“朔方将士不乐，皆思郭子仪”，王元振率领部下作乱，烧毁牙城门，还杀入已经逃入监狱的李国贞。郭子仪到军营时，王元振自以为他替郭子仪张目有功，郭子仪却痛陈他的罪行及其可能造成的恶果：“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明明白白地告诉王元振：“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毫不留情地杀了王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新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亦效法郭子仪，将带头闹事杀前任节度使邓景山的将士处以死刑。自此之后，“河东诸镇率皆奉法”，局面总算安定下来。
即使对于鱼朝恩这类的奸佞之徒，他也胸怀坦荡。公元769年，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请他游章敬寺。元载让郭子仪的军吏密告郭子仪：“朝恩谋不利于公。”郭子仪未予理睬。他的军吏亦将这个意思告诉诸将，于是就有三百人请求衣内穿甲跟从郭子仪去。郭子仪说：“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于是只带家僮数人前往。迎接他的鱼朝恩“惊其从者之约”。当他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居然也抚胸拱手、痛哭流涕地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郭子仪不很看重权位，倒是比较注重民生。安史之乱时，因为安禄山、史思明占据洛阳，所以诸道都设置节度使控制军事要冲，这在情理之中。但平乱之后，各节度使仍在当地聚集军队，使老百姓不堪重负，郭子仪就觉得是一个大问题了，于是上表请求取消节度使，且“仍自河中为始”，即从他自己做起。唐代宗同意他的请求，敕令取消河中节度使。他又请求免去他的关内副元帅职务，却没有得到唐代宗的准许。唐代宗要加封郭子仪为尚书令，郭子仪坚决推托不受。
郭子仪也会经常碰到不很如意的事，但他都会以平常心面对，低调处置。例如，公元767年，郭子仪父亲之墓被盗，盗墓贼没能捕获。有人怀疑这是鱼朝恩指使什么人干的。恰巧那时，郭子仪自奉天入朝，朝廷担忧郭子仪会因此而闹出什么事来。然而，当代宗与他说到这件事时，郭子仪却反省自己：“臣久将兵，不能禁暴，军士多发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他的深明大义，维护了朝廷的安定。还有一例，郭子仪曾奏请任命一名州县级的官员，却没有得到答复。他的僚属们议论说：“以令公勋德，奏一属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体！”听到这些话议论后，郭子仪对他们说：“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其原因是陛下对他们有戒心。对于我郭子仪所奏之事，“以其不可行而置之”，则是陛下没有把我也当成是那样的方镇武臣。所以他说：就为此事，“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
唐代的藩镇割据，武将反叛，往往是平叛有功的武将，在平叛之后，转身又成为拥兵自重的叛将。这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皇帝怕武将功高盖主心存疑窦，权臣妒武将功高权重蓄意挑唆，而武将本身又极易居功自傲，稍有不顺或不遂己意便心有怨怼，于是致使矛盾升级，最后走上叛逆之路。
郭子仪是武将之首，功臣之魁，然而，其“功盖天下而主不疑”，其“位极人臣而众不疾”，应该说，这与他不以功臣自居的格调有关。《打金枝》这出戏几乎家喻户晓，戏中所说之事于史有据，并非剧作家的凭空想象，体现的也正是郭子仪的这种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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