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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非常岁月》

(2020-04-11 15: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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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干部

知识分子

下放干部

极左思潮

以粮为纲

重发按语
    
    此文写的是在那个非常岁月中,能用自己的心灵弥合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联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也是我年轻时的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我在这个时节再次重发此文,藉以纪念纪念我的良师益友吴敦诚同志逝世15年。
                                                ——作者
                                               2020年4月11日


                                                      
    时光的流逝,或许会洗去一些人留给你的记忆,使他们在你的脑海中淡出,这删枝夷叶的结果,又会使一个或几个在你一生中发生过影响的人凸现出来。他的笑容音貌,他的举手投足,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于是就变得格外的清晰。
    他认识我的时候就叫我“老宋”,半年多后才改口叫我“小宋”,如今我已年逾半百,他还这样叫着。我却一直叫他“吴主任”,那时他是公社主任,以后他当了县委书记,当了副专员,当了人大主任,我也这样叫他。如今他已退休多年,我还叫他吴主任。而且,他确实还在当着“主任”,叫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和“文明先锋”协会主任,
    我这里说的是在文革后期那个非常岁月。极左思潮的逆转,也是一浪推着一浪一波接着一波的。在上层有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在下面也有许多像他这样的共产党人在苦苦支撑,这才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在那荒唐的年代免受更多的苦难。我们分手快三十年了,但我感到他一直与我在一起。
  今年是建党八十周年,他也正好七十岁了。我想,我应当写出这一段往事,这一段珍贵的记忆。

                   顶牛顶出来的缘份

    1969年10月,我被下放到霞浦县溪南公社,将近一年后,他调来这个公社当革委会主任。他还不到四十岁,一米七的身材,理着一个平头,一件银灰色的确良衬衫裹着他敦厚结实的肩膀,镶嵌在黑里透红的脸盘上的眉毛和鼻梁都很挺拔。我感到他很严肃,公社办公室的老方把我介绍给他之后,才开始感觉到他紧闭的嘴角边露出的笑容和热情的目光。
    “我叫吴敦诚,”他伸出了两只手与我握手,他几乎都是这样与别人握手的,“听得懂本地话吗?老宋同志。”这是他与我说的第一句话。
    那时我才二十出头,是溪南公社下放干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有一位农民曾这样问我:“你还那么年轻,怎么也会犯错误?”我感到莫名其妙:“没有呀,犯什么错误?”那农民认真地说:“那怎么也会下放呢?”我这才知道,下放干部在别人眼里,都是犯了错误的。
    下放干部和公社干部是大不一样的。公社干部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下放干部都是外地人,不会听更不会讲本地话;公社干部基本上都是熟悉农村工作的,下放干部都是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当然,更重要的是公社干部手中有权,他们能对农民发号施令,下放干部却是“犯了错误”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因而,下放干部在公社干部眼里是怎么回事,即使嘴巴不说,从眼神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吴主任给我的第一印象不错,至少他没有那种看人时连眼皮也难得抬起来的神情。但在对待下放干部的态度上,要说我完全信得过他,却也未必。存在决定意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时候,常有许多人围着他转,他从县城开会回来,他从乡下检查工作回来,都会有人迎上前去接过行李,倒茶端水,问长问短。我在一个叫大山里的生产队包队,吃住都在公社机关,就住在他的楼下,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关在自己宿舍里不出来。有时恰巧碰到了,也不过点点头,叫他一声“吴主任”,倒是他有时也会到我宿舍里坐一会,聊聊天。
    有一天,福建师院下放的项星耀(见尾注)敲开了我的房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生性倔强却又与世无争的的大知识分子的镜片后面的眼圈竟是红的,眼睛里还布满了血丝:“我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他,他吴敦诚为什么就这样对我说话?”待他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老项是来找吴主任请假的,他的两个女儿都在上海,他想和他的夫人邢桂芬一起回上海去探亲,没想到他刚开口,吴主任就不耐烦,“不行就是不行,再说也没有用。”老项转身就走,他感到很委屈。我知道老项和老邢的处境,也非常同情他们。那天老项回家,我送了他好长一程,一直送他上了台江岭。
    回到公社机关已是晚饭时间。我在食堂买了饭菜刚刚坐下,吴主任也端着饭菜坐到我的旁边。同桌的还有两位公社干部,已经碗底朝天,见吴主任来了,就有话没话地和他聊天。吴主任没有心思与他们多说,边吃边“嗯嗯”地应着,那两位也就怏怏地起身告退了。
    “今天老项来找我,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听得出来,这话是对我说的。我没有吭气,只顾吃着自己的饭,连头也没有抬起来。他以为我没有听见他的话,又补了一句:“他们这两个人呀,总是安不下心来,老是想着去上海,那怎么行?”
    听他这自以为是的口气,我按捺不住了,于是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开始与他顶牛。我说:“你当然可以批评他,怎么批评都行,因为你是领导你是主任。你哪里想到他们的难处?五九年支援前线,他们从上海来到福建,现在又从城市来到农村,他们就容易吗?你去听听别人说他们什么,叫他们‘双百夫妻’!连工资高也成了他们的罪过。邻居见他们病了帮他们挑水,他们过意不去给一点钱,又说是‘双百夫妻雇人挑水’。他们一直都想找你谈谈自己的思想,老邢找过你,是不是?她还没有开口,你就说‘知道了’,你知道什么,这不是想当然吗?快到春节了,当父母的怎么就不想自己的孩子?可你今天又是怎么对老项说的?老项的眼眶都红了!”我说得很冲,只顾自己说,根本没有去看他的脸色,而且一开口就说个没完,说痛快了才感到或许有些过分。
    大概在整个食堂里吃饭的人都竖起了耳朵,四周静得出奇,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
    我等着他的发作。
    但他没有发作。“怎么搞的,你说的好多事我都不知道,”扒下了最后几口饭后,他说:“这样吧,你看到老项时也对他说说,叫他有空来找我,咱们好好聊一聊。”
    几天后,老项果然又来了,他余怒未消,“我今天不是找他来请假的,我来找他评理,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说话?他到底把我当作什么?”然而,当老项与吴主任谈完话后再见到我时,已经恢复了往日那种平和的心态。
    过了一个月,公社开大会反骄破满,吴主任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小宋同志批评得对,人家还没有开口说话,我就说‘知道了’,这不是想当然是什么?”他那时已改口叫我“小宋”了,“我本来想得很简单,只想对下放干部和公社干部要一视同仁,一样看待,一样使用。现在看来,这‘一样’本身就不公平。老项是搞翻译的,老邢是演戏的,搞农村工作当然没有我们熟悉,但他们多少也还能搞一点,叫我去搞翻译,叫我去唱戏,我还一窍不通呢!”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下放干部和公社干部的关系就是从那时开始改善的。下放干部中有各种人才,有的本来搞教育,有的本来搞文艺,有的本来搞工程,有的本来搞供销,他们开始为这块土地发挥自己的专长。老项也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这才能使他能在工作之余静下心来翻译赫尔岑的重要著作《往事与随想》,当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在替巴金偿还一笔拖欠几十年的大债。
    我与吴主任的关系,也是从那时起才开始密切起来的,这是顶牛顶出来的缘份。

                         一袋沉甸甸的大米   

    溪南公社是霞浦县的一个粮食基地。那几年,派性斗争激烈,一些极左的政策又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干部没有心思工作,农民没有心情种田,不少田地都荒废了。农民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吃的就是地瓜米和咸虾苗。据说,不少地瓜米还是从外地返销的。
    春节刚过,我从老家回来,吴主任就拉着我和他一起下乡检查备耕工作。
    那时下乡比不得现在,不仅行没有车,而且住没有所,我们不是住在大队部,就是住在农民家。白天,一个队一个队地去检查,浸种育秧了没有,选的是什么种,是否准备了防止早春寒的薄膜,再去实地察看那一片片的梯田。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听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汇报工作,听年老的年轻的农民诉说自己的难处,等到他们散去后,再打一盆热水洗脚,然后就打开铺盖。吴主任和我同睡一张床,我个子高,脚会伸到被窝外,他就用自己的毛衣裹住我的脚。
    “农民哪有愿意让自己的田地荒废起来的?他们也心疼呀!”他这样叨念着。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他打呼噜的声音。
    早春季节,天常下雨。我们也常常撑着伞,背着捆得结结实实的铺盖,走在泥泞的山路上,气喘吁吁地爬上了一支岭,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听得见海水拍打岩石的声音,看不见雨幕中的大海。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感到有些无助有些茫然,吴主任的眼睛却总是炯炯有神,有时说,山那边就是某某村,今天要去一下;有时说,岭那头就是某某村,今天要去一下,终于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地说:“15个大队,104个自然村,我只剩下一个自然村没去了,今天一定要去一下。”
    有一次下乡到青山大队,住在一位叫阿杰伯的老贫农家,一住就是三天,吃的都是地瓜米,还有些发霉,那滋味实在够呛,我吃得直呕胃酸了,但看到他与阿杰伯边吃边聊,还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似乎吃得很开心,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好在第四天,他要回公社去开一个会,我和他一起回去了,总算痛痛快快吃了两顿白米饭。
    晚饭后,他又来叫我了:“小宋啊,我们走吧,再到青山去。”我二话没说,就跟着他上路了。走到半路,他拍着那个斜背着的帆布挎包对我说:“这次我带了一袋米。”他的普通话不准,常常把“次”说成“粗”。我一看,那挎包果然沉甸甸的,连挎包上的帆布带都绷紧了。“起码有十斤吧。”他点点头,“算你有眼力。”我很是为此兴奋了一阵子,心想原来他也吃不惯地瓜米,这一回起码可以和地瓜米对掺着吃了。没想到快到青山时,他又对我说:“阿杰伯的孙子还没有满月,家里一粒米也没有,这袋米是给他的小孙子熬米汤的,我们还是吃地瓜米吧。”
    我沉默了。这沉默并不是因为失望,我看到了我与他之间的心灵的差距。我在书上读过不少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但我自己接触到的,这却是第一次。我以后常想,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老百姓还能相信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共产党人在起着作用,即使在那样的年月,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心灵弥合着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
    我开始感觉到了一种人格的力量。

                  “刀下留情”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那时的极左思潮。比如一提“以粮为纲”,似乎就其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了,福州还填了西湖种水稻。留了西湖干什么?难道还要为那些有闲情逸致的人保留了这一块宝地,再去像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那样纵情享乐吗?
    这种极左思潮,在农村,以另一种形式表现着。
    这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田里的油菜花开得正盛、正香,田里的蚕豆结正在一天一天地鼓起来,田野上也已经热气腾腾,到处可听到农民的吆喝声,田水的哗哗声,那些种了紫云英的水田正在翻耕平整,有的已经插下了绿油油的秧苗。
    县里派人来检查了,看到路边大片大片的油菜田蚕豆田,就皱起了眉头。他叫过一位正在放田水的老农,很不客气地责问:“为什么不把油菜蚕豆拔掉?”老农上下打量着这位上面派来的干部,“好好的,拔了干什么?”听了这话,他更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县里有通知,知道吗?要全部拔掉种水稻。”老农提起铁耙转身就走,走到水田边一耙扎下去,堵住了放水的缺口,然后头也不回地说:“我们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
    县里确实下过这样的通知,但这通知被公社截留了。收到通知的那天,吴主任对公社党委的秘书说:“不要发下去,也不要传达。以后县里追查,我负责。”
    县里真的来追查了,那天晚上就打来了电话,点名要叫吴敦诚接。电话的那一头,传来了训斥的声音,“你们这样怎么落实水稻的种植面积?”吴主任要解释,却一再被对方打断,“你们是怎么贯彻‘以粮为纲’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的?这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问题!”这声音几乎整个办公室都听得见。
    县里派来的人也在办公室里,这事是他向县里汇报的。吴主任是老资格的干部,文革前就是县委农工部部长,他不敢与吴主任当面对阵,也不敢在公社办公室打电话,悄悄跑到邮电所去了,没想到刚回到公社机关,电话就来了,使他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吴主任很镇静,只是一再说:“你不要急,你先听我说嘛,”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从这平缓的语气中听出他的愠怒:“溪南气候比较热,等油菜籽和蚕豆成熟了再种水稻还来得及,不会影响水稻面积的。不是还要因地制宜么?”
    “就这个理由,就凭这一条,你们就可以不执行县委的决定?”电话那一边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当然还有别的理由,”吴主任毫不示弱,“水稻种下去了,到时候还得有化肥,有农药,是不是?那些油菜和蚕豆,就等着卖钱去买化肥买农药的。你把它们都拔掉了,到时候拿什么钱去买化肥买农药?”
    对方语塞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老吴啊,你也是老同志了,可要接受以前的教训呵!”吴主任在文革期间曾经受到批判,又是“右倾机会主义”,又是“顽固不化”,到溪南任职之前还在水库工地劳动,谁都听得出这弦外之音。
    我们都暗暗地为他捏一把冷汗。
    那一年,溪南的早稻获得了几年来从没有过的好收成,破坏“以粮为纲”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帽子没能落到他的头上。
    一天晚饭后,吴主任叫我和他一起去附近的南岸生产队走走。他穿着一件圆领的汗衫,摇着一柄芭蕉扇,边走边与我聊天。我很少看到他有这样的悠闲。“你真的就不怕上面摘了你的乌纱?”这话一出口,我就感到有些唐突。
    从公社机关到南岸村只有三里路,路两边一大片的水田。我们一路走去,都有青蛙在田里咯咯咯咯地叫着,也都有路边被惊动的青蛙卟通卟通地跳到水田中去,吴主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只是用芭蕉扇指点着这些青蛙,意味深长地说:“人总不能像它们那样,在老远的地方叫得起劲,一有响动就赶快溜。”
    南岸村有不少人家还在打着草绳,而且都是一样的规格,吴主任很感兴趣。他找来了生产队长王朝昌,问他是怎么回事。
    王朝昌诡秘地笑着,附在吴主任耳边说:“卖钱啊。”他知道这位吃“皇粮”的公社主任可以信任,“用海船运到上海去卖钱,人家要这个东西。”
    吴主任详细地询问着,一共能打多少草绳,需要多少劳力,用多少吨位的海船运输,到上海要走多少时间,每吨草绳可以卖多少钱,问完了拍了拍王朝昌的肩膀。我看得出,他的眼睛中有一种兴奋的光在夜幕中闪烁。“这个王朝昌呀,人家都说他很鬼,我倒觉得他脑子特别管用,”回去的路上,他对我这样说,“其实,毛主席说的也不光是‘以粮为纲’四个字,‘以粮为纲’,还要‘全面发展’嘛,可惜我们有的人老把后面的四个字给丢了。”
    此后,我就被派到南岸生产队包队,王朝昌后来还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溪南公社的粮食生产上去了,多种经营也在一步一步地发展。不少大队的农民开始在海滩上人工种植海蛎,并且养起了的鸭子,退潮时就赶到海涂上去吃那些被潮水卷上来的小鱼小虾。但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左的思想处处都会冒出来,虽然左得荒唐,人家却总觉得顺理成章。比如说,农民养了鸭子,也成了“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因为鸭子会跑到水稻田去,破坏粮食生产,而且,鸭子不是集体养的,这条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去。这股风也刮到了溪南。任务由包队干部执行,方法很简单,也很粗暴——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鸭子就一刀砍去,反正鸭子的头颈远没有碗口粗。
    那一天,吴主任刚从县里回来,就有人兴致勃勃地向他汇报这一围剿鸭子的战果,吴主任越听越不对劲,两条眉毛都竖了起来。
    “不行不行,”他几乎都嚷着说:“不过是养几只鸭子嘛,怎么就是破坏粮食生产,怎么就是搞资本主义?竟然还要这样兴师动众,不行不行,不能这样!”向他汇报的人很窘,吴主任感觉到了这一点,口气才稍稍缓和了些:“这事也不怪你们,我有责任,你看看,是不是马上开一个电话会议?”那一位点了点头。
    于是,吴主任在电话会议上大声疾呼:“刀下留情!”
    他是对公社派到各大队的包队干部说的,没有在广播站播出,但在那个非常岁月,这声音真可谓振聋发聩,在溪南的每一个角落回荡。

                 在“9•13”前后的日子里 

    “小宋啊,吴书记对你真不错呢!”有人对我这样说了。
    公社党委成立后,不少人已改口叫他吴书记。我改不了口,仍然叫他吴主任。
    我当然感觉得到吴主任对我不错,但我还是避免与过多地与他接触。那时候,我在南岸包队,白天差不多都与农民一起下田,晚上不去办政治夜校,就关起门来在房间里读书。吴主任却不肯放过我。只要他没有下乡,没有去县里开会,又不是特别忙,晚饭后,他就会来敲我的门。你不开门,他还像小孩似地来回扳动房门外的开关。那个开关也能控制里面的灯。
    “干嘛躲着我呀,”有一次,他进门后就这样说:“还怕我把你吃了?”
    “是有点怕,我这人口无遮拦,怕什么时候不小心又把你给得罪了。”房间里只有一张椅子,我边说边为他让坐,他却已经坐到了那一张单人床上,靠着墙盘着脚:“你这人很有个性,你认准了的,两条牛都拉不回来,”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有这个毛病啊,有时候也明知道自己会吃亏,但改不了啦。”
    1971年10月,整个中国,都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人们都在猜测,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溪南公社也不例外。那年10月底,吴主任接连几天都不在家,人家说他去地区开会了,同去的还有下放干部老力,他是16级干部。
    几天后,他们回来了,公社干部和下放干部也都被召集来公社开会,说是要传达中共中央的绝密文件。那天晚上,吴主任在检查落实了第二天传达文件的会场、听传达的人头以及安全保卫工作之后来到我的宿舍,正在我那边聊天的下放干部就来劲了。其实,他们也都已猜到是怎么回事,但总想使自己的猜想得到证实,于是悄悄地在背后捅我,要我出面“打探”。
    “到底什么事呀,那么神秘兮兮的,”我盯着吴主任,“能不能先透露一点,一点点也行。”
    “不行,一点点也不行,这是纪律,”吴主任故意看了看表,“只有十个钟头了,十个钟头也等不了吗?”
    我伸出了一个食指,说:“是不是这一个?”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了又一本正经:“这是你说的,我可什么也没有说。”
    我看得出,那天,吴主任的心情特别好。
    吴主任没有“天线”,对于上层的政治斗争并不了然,要说他早就看出了什么什么这未免言过其实;但他有“地线”。要从实际出发,要为老百姓着想,这是他常说的两句话。他就凭着这两条,感觉到当时种种做法的不对劲,用自己敦厚的肩膀顶着来自上面的压力。如今,他看到了中国命运开始出现了一丝转机。
    我至今仍记得在那静得出奇的会场,至今仍记得他宣读那个“中共中央绝密文件”时敦厚庄严的声音。
    9•13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吴主任的工作确实比较顺畅。到县城的公路修筑起来了,公社办起了运输社,一些大队的水产养殖场和食品加工厂也应运而生,这大概都是最早出现的社队企业。南岸生产队是他重点抓的,此时已是整个地区发展多种经营的典型。田里多种作物套种,山上茶园果树成片,队里打的草绳在上海打开了销路,这些曾经不能公开张扬的事,都成了王朝昌向来自各地的干部作介绍的重要经验。当然,吴主任也忘不了提醒:“朝昌,不要吹过头了,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他提醒的不仅是王朝昌。这话是鲁迅说的,毛主席给一些高干吹风时引用了这句话。他知道我在读《鲁迅全集》,还专门叫我在公社干部和下放干部的会上作了“人贵有自知之明”的专题发言。
    转眼到了1972年10月。
    那一天,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事先并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
    下午四点多,党委秘书对我说:“你的调令下来了,与这张调令一起收到的还有一个通知,吴主任要带着县里十一个公社的副主任到地委党校学习,他明天就走。”
    我并没有打算一辈子都待在溪南,也知道“千里搭长篷,没有不散的筵席”,但事情还是来得太突然,几乎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是怎么了?我想,怎么说走就走,说分手就分手呢?我感到心里像有好几把针在剌着,很不是滋味。
    吃完晚饭从食堂出来,偏偏碰到吴主任,“小宋啊,”他的声音很低沉,还有些沙哑,“我们以后不能再经常在一起了。”听了这话,我再也不能自持,什么都没说,就跑到宿舍哭了起来。
    吴主任跟着进来了,“不要这样,小宋,”他悄悄地递给我一块手帕,“我们相处得不错,但这是革命同志之间的关系,同志加朋友,对不对,到了新的单位,还会碰到新的同志,新的朋友,以后我到福州去,还会去看你的。”
    我没有用手帕去擦眼泪,面对着窗户,任泪水从两颊流下来。
    第二天,吴主任就要走了。许多人到汽车站去送他。我也去了,但只是站在远处看他同别人握手道别,我怕不能控制自己。我看到他的眼睛在人群中搜索,也听到他在问着:“小宋呢?小宋呢?”但我还是没有走上前去。
    汽车开了,吴主任还在不断地招手,我知道,这是在向大家招手,也是在向我招手,他知道我能看得见他。
    我目送着他,离我渐渐地远去,远去……

                       (写于2001年5月7日,载同年第7期《文明大观》)

1 项星耀(1924—1997),著名翻译家,译著有《一位女士的画像》、《米德尔马契》、《往事与随想》、《昆丁•达奥德》等数十种,多为世界名著。其下放经历参见《老宋杂文》(下卷)《替巴金还债的人》及《悄悄离去》二文。


1975年夏作者与吴敦诚同志合影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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