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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五湖四海”

(2020-03-09 07: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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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万彻

李志安

秦府旧人

贞观之初

李神通

   任人唯贤,不论贵贱、远近与亲疏,这当是墨家的主张,与儒家之“亲亲”有别,《墨子》称之为“尚贤”。儒家既然“亲亲”,难免亲疏有别。如果以亲疏划分,李世民麾下的文武大臣,可以分为诸多层次:有隋朝旧臣,有李密瓦岗寨的旧部,有隐太子李建成的旧部,当然也有他秦王府的旧部。诸多史实可以证明,李世民是任人唯贤的,不搞亲疏有别,他是搞“五湖四海”的。在这一点上,他取墨而舍儒。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在人事问题上面临的考验,最突出的便是如何对待秦王旧部与隐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的旧部。
   魏徵原是李建成的太子洗马,他常劝李建成早除秦王,李建成失败之后,李世民召见魏徵说:“汝何为离间我兄弟!”故太子府的许多人为魏徵捏一把冷汗,但魏徵“举止自若”,从容对答说:“先太子早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素重其才”,又从他的“举止自若”发见其贤,于是“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后又任命其为谏议大夫。王珪原是李建成的心腹,韦挺从小就与李建成结交,他们都因李建成与李世民矛盾升级而被李渊流放于巂州。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将他们从巂州召回,“皆以为谏议大夫”,并没有因为李建成的关系,将他们打入另册、置于死地。
   薛万彻也是李建成的旧部并受李建成的赏识。玄武门之变时曾率东宫兵马力战,反扑至秦王府,直到李世民派人出示李建成的首级,方才带领数十骑逃入南山,他知道自己堪为李建成的死党,倘若落入李世民之手,决无一丝生机。但李世民没有以亲疏划线,他赏识薛万彻之武勇,屡次遣使到南山招谕,硬是将他从山中请了出来并拜他为将,让他日后在平突厥、薛延陀部、征高句丽等战事中屡立大功。
   李建成是与齐王李元吉联手对付秦王李世民的,他们得到卢江王李瑗的支持。玄武门之变后,那些散亡于民间的太子党羽虽知有“赦令”而“犹不自安”,贪图功利者也争相告发或抓捕他们去请功邀赏。李世民因此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并派遣谏议大夫魏徵宣慰山东,“听以便宜从事”。魏徵途遇州县派人押送原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去京城,便根据李世民之“令”,将他们释放了。他相信李世民这样做是真诚的,竟不避嫌疑,以真诚报答真诚。
   秦王府的旧部当然也是要用的,诸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更是国之重臣。但出自秦王府的,也得量才录用,并非因为只要出自秦王府的,就得优先录用。房玄龄曾向李世民反映:“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此处说的“前宫、齐府”就是前东宫和齐王府,在这些“秦府旧人”看来,“除官”于他们,无疑应当优先于“前宫、齐府”之人。但李世民说得明白:“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有人上书说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加入皇宫警卫。李世民又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
   不仅是“秦府旧人”因“未迁官”有怨言,还有比他们更“亲”的,因为所得之爵位不尽如人意而心中不平,最典型的大概要算李世民的堂叔淮南王李神通了。贞观之初,李世民与群臣一起议定功勋之臣的爵邑,他让陈叔达宣读了初步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见。“诸将争功,纷纭不已”。其中就有李神通,因为他“举兵关西,首应义旗”,自以为是真刀真枪地干出来的,却位居“专弄刀笔”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下。但李世民认为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应在李神通之先。他说:“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本来因“争功”而“纷纭不已”的诸将因此而“悦服”,他们说:“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李世民任人唯贤,但也不因为要避任人唯亲之嫌而不用亲且又贤之臣,他们也当在“五湖四海”之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之弟,长孙皇后贤惠,数次请求李世民不要任长孙无忌为相,长孙无忌自己也低调,李世民委以重任他都屡屡推辞。李世民说,魏徵于我有仇,我委以重任,皇叔与我亲近,我不因此而委以重任,我重用你,不是因为一个“亲”字,而是因为一个“贤”字。此所谓“内举不避亲”,同样是任人唯贤的体现,也得出以公心。李世民曾以蜀相孔明、隋相高颎为例说:“为政莫若至公”,要房玄龄等人以孔明、高颎为榜样。“至公”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当然,要使各种经历不同的人才,都能心悦诚服,尽心尽力,还得以真诚换得真诚。贞观元年,有人上书“请去佞臣”,李世民问“佞臣为谁”,回答说:“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这种“阳怒以试之”的圈套,乃是帝王的御人之术。李世民对出这个馊主意的人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他确实“以至诚治天下”,还设身处地考虑各种经历不同的人才之感受。隐太子李建成下葬,魏徵、王珪等东宫旧臣“表请陪送至墓所”,李世民不但准许,还“命宫府旧僚皆送葬”。
   “君子用人如器”这句话,是李世民对奉命举贤却久无所举并以“于今未有奇才”辩解的封德彝说的。他批驳封德彝说:“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哉!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量才任用,各取所长,是任人唯贤的题中应有之义。李世民这样说,也这样做,逐步形成自己的人才格局。贞观六年,他在丹霄殿设宴,王珪奉命当场评品房玄龄以下的诸位大臣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唯允,臣不如彦博。处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王珪说的是这些大臣各自的长处,李世民用的也正是他们的长处。这也是他能将“五湖四海”的人才汇集在一起的重要因素。
    有大目标搞大事业要有大胸怀,容得下五湖四海。搞团团伙伙,终究成不了大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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