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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

(2020-01-20 06: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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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朱熹

樊迟

鲁迅

子贡

   孔子与“天才”二字直接有关的一句话,叫做“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这句话中的“上知”,一般被解释为高贵而有智慧的人;这句话中的“下愚”,一般被解释为卑贱而又愚蠢的人,将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只有上等的智者与下等的愚者是改变不了的”。于是冒出两个问题:为什么“上等”的就一定是“智者”,而“下等”的又一定是“愚者”?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智者”一定在“上”,而“愚者”一定在“下”?曹刿论战时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肉食者”不正是“上等人”的代名词吗?孔子说自己“少也贱”,司马迁则称孔子“贫且贱”,这“少也贱”或“贫且贱”者,不也正是“下等”人吗?
   或者用孔子自己说过的话,来解释这“上知”与“下愚”——“生而知之者,上也”,此当为“上知”无疑;“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此则被定性为“下愚”。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是与它上面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连在一起的,并认为:“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而程子则认为:“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自弃也。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可见,他们将“下愚”归结为“习惯”,此“习惯”,按孔子说是“困而不学”,按程子说,则是“自暴自弃”,然而,这样一来,矛盾又跟着出现。其一,“习惯”不是天生的,既然把“上智”与“下愚”归结为“习惯”,那么,又何来“生而知之”的“上等”人?其二,“困而不学”者何以就一定是“民”,“自暴自弃”者何以一定在“下”,养尊处优的“上等”人,就一定都是勤奋好学,自强自立的吗?
   在孔子“生而知之”的“上者”与“困而不学”的“下者”之间,还有两种人,即“学而知之者”与“困而学之”者。“学而优则仕”,可以使“下等”人一跃而为“上等”,就像“鱼跃龙门”一般。在孔子的弟子中,就不乏像孔子那样“少而贱”或“贫且贱”的,发迹当官者比比皆是。那么,这是否能颠覆“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这个命题呢?恐怕不行。
   如前所说,孔子“少而贱”或“贫且贱”,使他得以多才多艺。然而,在他心目中,其实并不以这种多才多艺为“上”的,那些才与艺,仍然无非是“鄙事”而已。在他说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之后,还有一句话,叫做“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按照这话的意思,“高贵”如“君子”者,是没有必要多才多艺的,他们无须事必躬亲,许多事都可以让别人去做,连因出身于“富且贵”而“少也贵”的公子哥儿,也无须去做赖得去学去做甚至耻于去学去做那些“鄙事”。你想想,“富且贵”的父辈什么都给他们安排得好好的了,还用得上他们自己含辛茹苦地去折腾吗?所以,孔子回复太宰与子贡的那些话,并不能认为孔子批判了太宰与子贡的“天才史观”,说他在那个时代就认识到人的知识与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孔子只是根据自己的身世,说了一句实话,在骨子里,还是认定少年时期必须去学去做也甘愿去学去做的那些事都是不屑为之的“鄙事”,而且认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有其天然合理性的。
   孔子曾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他承认自己对于下情的无知,对于乡下人(鄙夫)所提的问题,脑袋里“空空如也”。达巷那个地方有人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到这句话后对他的弟子们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孔子多才多艺之“才”和“艺”,是包括“执御”与“执射”的,这句话中的问号,似是他承认自己既不懂得御马,又不擅长于射箭。其实,倒很可能是他的一种“自嘲”。樊迟向孔子请教有关庄稼的事,他回答说:“吾不如老农。”樊迟向孔子请教有关苗圃的事,他回答说:“吾不如老圃。”答得相当坦然,没有半点遮掩。那么,孔夫子是否因为“不知”或“不如”而想去补上这空白呢?不是,他其实是不屑于懂得兵革与稼穑之事的,他或许以为,这都是“下愚”者之所为。以上引文中说的“吾执御矣”一言,有学者翻译为“我学御马(车)吧”,我以为是不得当的,后面这个“执御”,“御”的应当是“执御”与“执射”之人,他认为君子只要懂得“御人之术”,自会有人为他“执射”与“执御”的。以上引文说的“叩其两端”,有学者翻译为“从头尾两端去探求”,并说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思想方法,但对事物本身一无所知,又能“叩”出什么东西来呢?至于向他学稼学圃的樊迟,《论语》明明白白地写着,刚一转身出门,就被他骂为“小人”了,因为樊迟不懂得“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道理,不懂得“君子”只要懂得礼与义,“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哪须懂得稼穑之事?! 
   由此也不难理解他所说的“君子不器”,在他看来,“君子”应当谙熟于心的,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不应当像器具那样为人所用。我甚至怀疑日后的唐太宗李世民在批评他的大臣封德彝时所说的“君子用人如器”,或许正是从孔子的“君子不器”演绎过来的。然而,假如这个世界上,个个都去当“不器”的“君子”,那么,“君子”们又何能做到“用人如器”呢?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必定会有各种各样具体的事,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去做的。但在孔夫子看来,做这些具体之事——无论是兵革之事还是稼穑之事——的人,只能是“下愚”之人,像他这样的“上智”者是不屑为之的。由此可见,在“学而优则仕”使“下等”人一跃而为“上等”人的事例中,“移”了的只是那些“个体”的命运,而不是“上智”与“下愚”之定律。就像媳妇成了婆婆,是只能将她当做“婆婆”来说事的,不能再将她当做媳妇。但在“以杖荷蓧”的“下愚”者那边,也有他们的价值尺度,叫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对于这种上智下愚说,鲁迅说得最直接的,还是《写在〈坟〉的后面》中的一句话:

   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随笔》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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