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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孔子“深通世故”说

(2014-05-26 07: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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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史记

立论

杂谈

对于孔子的“世故”,鲁迅颇有腹诽。他在赞赏“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之时,就在一个“但”字之后,批评了他的“世故”:

 

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严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这一段话,不仅指出了孔子的“世故”之表现形式,即使人“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也揭示了孔子的“世故”之“还有深心”——至少是为当“中国的圣人”减少一点阻力。你想想,得罪了“如此旺盛”之“巫鬼势力”,将为自己增添多大的对立面?

这种使人“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的“世故”,在孔子身上的表现,当然不只是“不肯对鬼神宣战”。

《论语·述而》中有一例: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周礼规定同姓不婚。鲁昭公与吴国的国君同为姬姓,鲁昭公恰恰娶了同姓之女,可见陈司败之问乃是明知故问,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偏偏以“知礼”答之,难怪陈司败会当着孔门弟子巫马期的面发泄自己对孔子的一肚子不满了。这件事,按照司马迁的解释,是一种忌讳,“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三讳”本来就出自孔子编纂的《春秋》。从孔子对巫马期说的话——“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看,他是明知鲁昭公“非礼”或“不知礼”的。他说鲁昭公“知礼”,也是一种使人“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的“世故”。

《论语·八佾》中也有一例: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鲁哀公请问的是土地神的木主牌位所用之木材,宰我答的是夏商周三代各有不同,周代用的是“栗”,意在“使民战栗”,或许就是一种威慑作用罢,于是受到孔子的指责。其实,宰我所言,倒是事出有因。孔子指责宰我,正是因为宰我说出了实情。周代(至少是周初)的“杀伐”之气是很重的从那时留下的历史文献,即《尚书》中的《牧誓》、《大诰》与《康诰》便可一目了然。连那时候的刑罚——诸如割鼻子割耳朵之类——都相当残忍。但这一事实的真相,与他的“子为政,焉用杀”相悖,也于他所推崇的作为“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的声誉有损。所以,即使是宰我说的是事实,他也不肯直面相对,而要以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这个“三不主义”为“贤者”讳了。

《荀子·子道》中还有一例:

 

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

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夫子为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女何问哉?”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将为女问之。”

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

子贡出,谓子路曰:“女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女问非也。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练是白色的熟绢,古人用作丧服。按照古代礼制,举行父母周年祭礼,只能睡席而不能睡床。“鲁大夫练而床”,即在先人周年祭祀的日子里,穿着白色的孝服睡在床上,这是一种“非礼”的行为。但这一回,连子路问他也答之以“吾不知也”而使子路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了。同样一个问题,孔子之所以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因为他深知子路的直率,生怕这个“大嘴巴”使“他肚皮里的反对”广为人知,故以“吾不知也”应对。子贡肚子里多了一点弯弯绕,只需孔子稍稍点拨,说是“非礼也”,他便茅塞顿开,懂得孔子之所以对子路说“吾不知也”,乃是因为子路问得不是时候,“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诚然,这一章出于《荀子》的“孔子曰”,不如出于《论语》的可靠,其真实性容易被人质疑,但从前二例看,其格调并没有什么分别。

顺便说说,子路的处世哲学,也与孔子有不小的距离,他几乎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肚皮里”有几根肠子,别人都能看得明明白白。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说他去卫国必先“正名”,子路又说他太迂,难怪孔子对子路多有指责,一会儿说“野哉!由也”,一会儿又说他虽已“升(登)堂”却尚未“入室”,甚至还说子路“不得其死然”。

在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中,有孔子拜见老子一节,临别时老子对孔子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也就是说,无论对人对事,都不要看得太透,是非曲直,也不要分得太清。即便你什么都看清了,也不要说出嘴来,尤其是不要“发人之恶”,以免危及自身。这是一种做人的诀窍,孔子的“世故”与此一脉相承。从这一点上说,老子确实也称得起是鲁迅所说的“孔二先生的先生”了。

孔子有不少关于士大夫在“邦有道”与“邦无道”之时应当何以自处的论述,也都与“世故”二字相关。

《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卫国的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把宁武子在“邦无道”时的“愚”大大的夸奖了一番。“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其出处可能就在于此。这个成语的意思,不是愚昧至极,而是大智若愚。魏晋时期“口不论人过”的阮籍,可谓深谙夫子之道。

《论语·公冶长》中,有“子谓南容”一章,说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因为南容能够把握好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懂得什么时候能说,什么时候不能说,善于保护自己以免杀身之祸,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此二例,说的主要是在“邦无道”时,如何避免“祸从口出”。

《论语·宪问》中,还有一句孔子的话,叫做“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此处的“危”,当作“正直”解释,“危言”就是正直的话语,“危行”就是正直的行为。此处的“孙”,则与“逊”字相通,本意谦逊,可以理解为谨慎。“邦无道”而“危行言孙”,就是行为依然端正,不失道德底线,言语却要小心。这个意思,在《礼记·中庸》中,表述为“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并引用《诗经》中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做了归纳。

以上所述,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智慧,以减少无谓的牺牲;也可以理解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方式,或曰世故。

鲁迅写过《世故三昧》一文,开篇就说: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深于世故”既“不是好话”,那么,他称孔子为“深通世故的老先生”,无疑是对孔子的一种批评。他说“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得此“恶谥者”,例如孔丘先生,虽然“使人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却毕竟还是使人看出了他的“深通世故”。鲁迅的这篇杂文正话反说:“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并结合社会现实,深刻揭示这种“世故”的本质: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鲁迅的这些话,尽管重在现实的批判,却也包含着对“深通世故”的孔丘先生的批判。

鲁迅对于孔丘先生的“深通世故”明显厌恶,当然与他本身的处世哲学有关。他是说话作文不留情面的人,他自己就曾说过:“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伪自由书·前记》)不像孔子那样,“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有着种种清规戒律。他的笔分外尖刻,对于伪装者,总是穷追猛打,穷根究底,直到其“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他是在非面前旗帜鲜明的人,“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不会“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在这两个方面,鲁迅与孔子,无疑具有明显的区别。

鲁迅与孔子在这方面的区别,则与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有关。孔子一直都想当官,以入仕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途径,所以,他就容易有种种顾忌和种种利害关系的权衡;鲁迅却早已抛弃了做官的念头,也少了诸多功利观念与利益关系的纠缠,能够赤条条地站出来讲话。尤其对于现实世界的世俗、世道与世态,总能直面相对,决不自欺欺人。即使批判所谓的“深于世故”,也决不回避现实而着重于“世”——“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境盖不远矣”。(《南腔北调集·世故三昧》)他的那篇收录于《野草》的短文《“立论”》,就这样将“深于世故”之“世”揭示得淋漓尽致: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说真话既惹人厌恶,说假话又很不甘愿,于是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了。从这种意义上说,“世故”其实也是世俗、世道与世态的产物。

所以,对于孔子的“世故”,似亦应作两面观。

就以孔子有关“邦有道”与“邦无道”的论述为例:一方面,他明知“邦无道”却不主张与“无道”抗争,不肯在“无道”面前挺身而出,只想以慎言、沉默以至于装聋作哑、装疯卖傻力求自保,免于不测,说他只会明哲保身也好,说他甘当缩头乌龟也罢,反正这是他的消极面;另一方面,也得看到,即使“邦无道”,他也不主张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为着自己的富贵荣华而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充当“无道”之君的帮凶。如此这般,虽不如“狂者进取”,却也如“狷者有所不为”。

再以孔子的“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为例:一方面,他明知世无鬼神,“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他“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倘若“对鬼神宣战”,就意味着公开宣布以“如此旺盛”的“巫鬼势力”为敌,所以他“只是不谈,而决不骂”,说他“世故”也好,说他卑怯也罢,反正这是其消极面;另一方面,也得看到,他在“不肯对鬼神宣战”的同时,却也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因为“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而从众随俗地争言鬼神。所以,鲁迅对他的这一面予以高度评价,称道“孔丘先生确是伟大”。

纵上所述可见,孔子与日后那些读经的“聪明人”之“钻营,取巧,献媚”还是有其明显不同的,但他既为“圣人”,日后那些“聪明人”所读之经又无不与孔子有关,因而,他们的“钻营,取巧,献媚”却又难免会与孔子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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