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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封杀杨朱

(2013-11-11 08: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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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

禽兽

一毛

天下

孟子

杨朱的名声不好。古代的“圣人之徒”把他当作 “群起而攻之”的“异端”,现代的“主流意识”把他当作“极端利己主义”的典范。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我为杨朱辩,既不是要将杨朱当作“圣人”,也不想将他的话奉为“圭臬”。杨朱此言所谓之“天下”,倘若真是“天下苍生之天下”或“普天下人之天下”,那么,他确实很不高尚,却也没有那么可恶,更无违法犯法之嫌——这“毛”,毕竟长在他自己的身上,拔毛之时,毕竟痛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因此,拔与不拔,都在他自己的权限之内,这种“权限”,或可称之为人权。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譬喻如今为地震灾区捐款,捐多捐少,都是一片爱心,值得赞赏。如果真的有人一毛不拔,似也不宜而且不能口诛笔伐。

从现有的资料看,最早将杨朱当作“异端”,把他的学问当作“邪说”的是孟子,他是将杨朱与墨翟相提并论的。《孟子》一书中有两处提到“杨墨”。《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因此挺身而出,为捍卫“孔子之道”而以“言距杨墨”,他认为这方才是“圣人之徒”之所为。《孟子·尽心上》说的则是杨朱“无君”,墨翟“无父”的具体表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联系孟子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他说的“天下”,几乎就等同于君王或君主;“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此处的“天下”,倒是天下苍生之天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惜舍身而为“天下苍生”谋利。对此,孟子也以“邪说”视之:“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杨朱与墨翟就是这样被孟子并称为“无父无君”的“禽兽”的。可见,孟子所谓的“天下”,其实不过是“圣人之徒”辅佐帝王“治国平天下”之“天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有道明君”的“家天下”。孟子所谓的“王道”,从根本上说,也旨在使权势人物能够“称王”天下,这或许正是其“民本思想”之局限。

战国时代,诸侯纷争,无论“称王”还是“称霸”,都是为着争夺“天下”。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若按孟子所言,是“无君”之体现——“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朱熹《孟子集注》)这个杨朱,不愿将己之身绑在“圣人之徒”辅佐有道明君“治国平天下”的战车上,哪怕是自己身上之“一毛”,亦不愿为争“天下”的君主所用。在我看来,如此这般,倒是独立人格之体现,怎么就能斥之为“禽兽”?杨朱虽然没有舍己为人的崇高与杀身成仁的壮烈,却也从未听说有见钱眼开损人利已的嗜好与借公营私巧取豪夺的劣迹,至少比古往今来那些集“仁义道德”之言与“男盗女娼”之行于一身的“君子”来得率真,他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比类似于老子《道德经》中“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之人生哲学来得坦然。对于某种权势人物借“利天下”之大义,搜刮民脂民膏犹如雁过拔毛的作为,或许还是一种正当防卫。杨朱此言,可能还有其前言后语或具体语境,将其单独列出予以讨伐,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就像将孔子的“毋友不如己者”单独列出而称其为“势利眼”一般。有学者根据《吕氏春秋》以及《淮南子》等古籍中的有关资料,认为杨朱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在《韩非子》一书中,“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这句话中的“利”字,是被写作“易”的,叫做“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韩非子·显学》),倘若果真如此,或许倒是体现了杨朱对“富有天下”或“富甲天下”之不屑。如此不为利欲所动之境界,与“极端利己主义”又有什么相干?

春秋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孟子所谓的“处士横议”,当是“百家争鸣”的另一种说法。杨朱被称为杨子,墨翟被称为墨子,可见他们都在“诸子百家”之列,而且风头正劲,以至于“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王充曾说“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歧道,盖伤失本,悲离其实”,(《论衡·艺增》)生怕一开始就出了差错,可见他们修身、治学之严谨。视他们为“禽兽”,有违于孔子“君子和而不同”之告诫。将他们当作“异端”而“攻之”,缺乏对于不同意见的包容。把“孔子之道不著”归因于“杨墨之道不息”,也找错了债主。百家争鸣,并不是党同伐异;百花齐放,也都有自己的空间。靠人之“息”以显己之“著”,更非正人君子之所为。然而,自孟子之后,“圣人之徒”大致都把杨朱与墨翟一起当作“异端”。例如,对于孔子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语,汉代经学家范氏解释说:“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宋代理学家眼中虽然已有新的“异端”,却仍以“杨墨”为参照系——程子解释说:“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如此等等,哪有一丝一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道”的影子?杨墨曾以“言盈天下”。时至今日,百家之中,仍有墨家;诸子之中,早无杨子。除了因为遭儒家之讨伐而流传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一语以及散见于《庄子》《韩非子》《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中的片言只语,已别无有关杨朱的思想资料可考,其丧之于秦之“焚书坑儒”乎,抑或失之于儒之“攻乎异端”?

由此想到明代思想家的李贽在《题孔子像芝佛院》中的两句话:“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李氏系明代人,其所言之“皆以老、佛为异端”,很可能是两宋之后的事,纵贯历史,似改为“皆以杨、墨为异端”更为确切,毕竟杨墨之为“异端”的历史更为悠久。但文中所说“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只因“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于是“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于是“从众而圣之”,却是切中肯綮。此类弊端,于今犹存。现代的主流意识将杨朱当作“极端利己主义”的典范,除了对“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万口一词,千年一律的讨伐,未必能摆出杨朱“极端利己主义”的实证,岂不也有“从众而攻之”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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