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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绍兴籍辛亥革命志士(之三)

(2011-09-11 17: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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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

章太炎

浙江潮

留日

杂谈

        以革命为事,穷困不堪

              ——鲁迅与陶成章

 

1914年,绍兴各界人士为纪念陶成章烈士,将原东湖通艺学堂改为烈士祠,命名“陶社”。陶社在绍兴市东面5公里的东湖公园内,屋面青山,门临碧水,粉墙青瓦,朴素庄重,正中悬挂孙中山题“气壮山河”匾额,室内陈列陶成章烈士的史迹。

陶成章(1872-1912),字焕卿,别名陶耳山人,自称会稽先生,浙江会稽人,清末革命家,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1902年留学日本,参加革命活动。1904年初回国,奔走于浙江各地,积极联络会党,策划武装起义,同年11月21日,与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1905年9月,与徐锡麟、龚宝铨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召集金华、处州(今丽水)、绍兴三府所属会党骨干进行军事训练。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夏因徐锡麟、秋瑾案被通缉,逃亡日本。1910年与章太炎在东京恢复光复会,任副会长。1911年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准备起义。武昌起义后到杭州,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总参谋”,为光复上海、浙江、南京做出了贡献。1912年1月14日,被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

鲁迅与陶成章都是1902年留学日本的。根据《鲁迅著译年表》记载,同年11月,鲁迅“与许寿裳、陶成章等百余人在东京组成浙江同乡会,决定出版《浙江潮》月刊”。日俄战争爆发后,1903年10月至11月间,在日本东京的“浙学会”曾召集过两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决定派遣陶成章回浙江开展革命活动。这二次集会,鲁迅都参加了。据周建人回忆,鲁迅留学日本后第一次回绍兴探家时,就同周建人说,他在日本认识了许寿裳、陶成章,都是绍兴人,成立浙江同乡会,出版一种月刊叫《浙江潮》,宣传革命道理。周建人说:“他认为中国需要有斯巴达精神,所以译作了一篇历史小说《斯巴达精神》,以公元前四百八十年,古希腊城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军的爱国故事,来激励中国人民。”周建人说的《斯巴达精神》就是《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浙江潮》杂志l903年第5期,后半部分发表于1903年的第9期。《斯巴达之魂》写的是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略希腊时的事,斯巴达三百勇士战死沙场,独一人因目疾而未能参加战斗,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妻子身边,妻子却引为奇耻大辱而以死诤谏。周建人之所以说鲁迅“译作了”这篇作品,因为这不仅是翻译,而且也具有创作的成分。许寿裳也说这篇作品“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这与鲁迅当时的那种排满与反清的革命情绪是一致的。

鲁迅与陶成章最初的联系与交往,就是以浙江同乡会和《浙江潮》杂志为纽带的。

1906年10月,往返于浙、皖联络革命党人的陶成章,在由皖返浙时,差点被浙江官府逮捕,于是走避日本。当时,龚宝铨,陈子英、陶成章等常到鲁迅的住处“中越馆”来,一起谈论国事,他与鲁迅的私人交往也日益深厚。陶成章是职业革命家,全身心地投入于反清革命斗争。他到鲁迅寓所来,一说起什么地方不久可以动起来了,便手脚并用、神采飞扬。为了防避日本警察搜查,他曾携来一部分会党的文件,托鲁迅妥为收藏。其中有手抄的会党的联合会章,会章中有一条说,凡违反规章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布上盖有印章,其中有一枚是红缎的,叫做“龙头”。陶成章曾笑着对鲁迅说:“填给你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据说,在会党之中,“正龙头”是一种很高的职位,好比是“君主”以下的“将帅”,是可以自开“山堂”的“老大哥”。陶成章与鲁迅常常谈到吃饭时候,于是一起用餐。鲁迅晚年曾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的时候,我跟革命的强盗颇有些往来。强盗们吃肉,是拿出这么大的家伙(他用手作了一个比划),你要是不把它全部吃掉,他们可要生气哩。”他还对另一位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夫人说过:“我曾经当过强盗,强盗的情况,我可熟悉啦!”由这些资料可知,当时像陶成章这样的从事实际斗争策划武装起义的反清革命党人,很有些绿林好汉的味道。所以,章太炎戏称陶成章为“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这样称呼他。林志洁的《鲁迅传》在转述这些资料时,说:“这里的所谓强盗,就是陶成章、徐锡麟以及王金发这些光复会的革命党人。鲁迅的这些话,生动地说明他当过‘强盗’——革命党人——的身份,也说明他同陶成章等人的密切关系。”其实,以上引述的鲁迅的这些话,以及这些资料,不仅说明鲁迅与陶成章等人的密切联系,而且也说明鲁迅与陶成章等人的明显区别:他是陶成章这一类“强盗”靠得住的朋友,但他本身并不是“强盗”,尽管这是带引号的“强盗”。鲁迅自己说“曾经当过强盗”,只是一句戏言。

1907年夏,徐锡麟、秋瑾策动的皖浙起义失败后,陶成章再次逃往日本,并从1908年3月起主编《民报》,鲁迅是《民报》的热心读者,这年夏天又每周一次到《民报》社听讲文字学。当时有一部书,叫《教育今语杂志》,其中大部分是章太炎、陶成章宣传反清革命的文章,说的虽是“今语”(白话),但用的都是《说文解字》中的字,跟《康熙字典》的不同,因此,要读懂《教育今语杂志》,就先要懂得《说文解字》。鲁迅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鲁迅十分钦佩陶成章为革命吃苦耐劳的精神。

陶成章的生活本来不会那么窘迫和困苦,他可以经营店务(瓦铺)为生。他的父亲曾经问他:“你搞什么革命,为的啥呢?”他回答说:“为的要使个个人有饭吃。”他的父亲听了这话,便不再叫他管店,让他到处流浪干革命了,曾对人家说,他要使个个人都有饭吃,这个我怎么好去阻挡呢?他就是为了“要使个个人有饭吃”而抛弃家业,投身革命,却没有固定收入,于是以教人催眠术为生,以麻绳做腰带,穿着草鞋到处奔走。因此,鲁迅曾用“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和“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这两句话来概括陶成章的革命生涯。1903年至1904年间,他曾四次到杭州而不归家门,有一次还时近除夕,有人劝他回家过年,但他拒绝了,说:“幸父老犹健,家什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为了反清革命,陶成章可谓是“劳身焦思”。在他身上,有一种脚踏实地,拼命硬干,不屈不挠,任劳任怨的极可宝贵的品格。1912年1月3日,鲁迅为《越铎日报》创刊号所作的《〈越铎〉出世辞》中说:“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这位“以革命为事”的陶成章,可谓“其民”的表率。

陶成章被害时,鲁迅尚在绍兴,他和绍兴各界人士一起为纪念陶成章而创办成章女校,并将他所管辖的山会师范附小校舍借给成章女校开课。不久后,鲁迅应蔡元培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并于同年五月随教育部迁至北京。1913年6月,鲁迅回绍兴探亲,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于6月24日晨7点半到家,6月25日午后,便至成章女校,和陈子英、伍仲文等人“同览学校一周”;7月1日,“又至成章女校”,由此可见,鲁迅对陶成章的一片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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